富腾优配-正规配资开户-安全配资-最正规的股票杠杆配资平台

炒股资金配资原本想报考黄埔广东陆军小学

在辽沈战场被俘的那一天，范汉杰留着一副浓密的大胡子，眼睛却并不慌张。照片里，他站姿工整，像是仍在迎检的军官。问话时，工作人员例行登记家庭人口，他先装出一副愁苦模样：“吾一人死不足惜，一个班加一个排亦无生计矣！”众人不解，他才笑着解释：“老婆一个班，子女一个排，若我不测，老婆子女何以为生。”笑声在紧张空气里漾开，仿佛一根冷线被悄悄拨断。这个会在战俘管理所里“报告大便”“写遗嘱”逗乐同狱者的人，后来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整整十二年，剪去多年的长胡须，写日记、看书，读到高等代数、微积分，也下功夫啃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。他认真地配合改造，像训练班里一丝不苟的学员。1960年，他被特赦，列入第二批获释战犯之中。

书斋里的战犯与制度背影

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并非仅是铁门与规条，也是一间间临时的课堂。范汉杰获释后，被安排到北京市郊区红星人民公社的园艺队劳动锻炼，期满回京，与其他第二批特赦人员一起，在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受到周恩来总理、陈毅副总理的接见。他随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，被分配在军事组，专事审核东征、北伐、抗日方面的稿件。1962年至1966年，他审阅了数十万字，亲撰材料亦有数万字。对于历史研究，这一批走出战场的亲历者，把个人记忆磨成材料，成为难以替代的底本。

“特赦”并非轻率之举。它既依据个人表现，也映照政治氛围：对旧制度军政人员的改造与团结，在当时被视为稳定新政权社会结构的重要环节。范汉杰的轨迹，恰好可以作为这个政策意图的注脚——一个被俘之人，以合作与勤学换得再度进入公共生活的机会，并在文史整理上继续“服役”。

“老大哥”的由来

把镜头拉回二十年代的黄埔岛。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多是意气方刚的青年，二十出头，正合“少年将校”的典型形象。但范汉杰报到时，已近三十岁，当时他甚至身居粤军第六路司令的高位。按常理，他完全可以沿着军界路径继续上升。偏偏他出于对孙中山的仰止和对革命的认同，放下在军中的“现成局面”，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，被编在学员第四队。这位“年龄最大”的新学员在同侪中很快被称作“老大哥”。

“老大哥”的身份还不止一个。学校正缺地形学教官，他又恰恰擅长测量，于是干脆由校方请他上讲台。他既是学生，又是教官，这样的双重身份在黄埔历史上并不多见。与多数“从零打基础”的黄埔同学不同，他读过专业、带过兵、讲过课，带着成年人的冷静与不苟，和青年人的热度一起，在操场与教室之间穿梭。

从三角测量走入军旅

如果说黄埔是他精神上的再选择，那么更早的道路则是从一把经纬仪起步。范汉杰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，家境谈不上富裕，但书香不缺。父亲范之准曾任梓里公学校长，家里对读书格外重视。他先在西翰轩（今大埔仰文小学）启蒙，后入梓里公学。1910年，他与三哥赴广州，原本想报考黄埔广东陆军小学，却因不熟粤语，转入优级师范附属理科。第二年夏天，考入广东陆军测量学堂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，钻研得极为扎实，毕业后即任广东陆军测量局三角课课长。1918年，他出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，从此真正踏入军界。

这里有个制度的小注：清末民初的军政体系里，测量、地形、筑城与兵器配置紧密相关。拥有系统测绘教育背景的人，在参谋、教练与野战指挥层面都占有先手。范汉杰的后半生，无论在教官岗位，还是在战区指挥部，都能看出这一“专业之根”。

德国课堂与中国战场的互证

1928年，他远赴德国深造，为期三年。前半段在德军下级部队轮训，从排、连、营的野外演习到战斗教练，一项项实操过手；随后回到柏林，在步兵、炮兵、骑兵、工兵、辎重兵等五所专门学校见学；末段进入高层课程，研究欧洲战史，以及战略、政略与军制。这段经历带来的不只是“见世面”，更是对现代军队训练方法的整体认识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同时父亲去世，他随即回国。不久又患上吐血症，赴庐山疗养。休养仍不松懈，他把德国战斗教练的小丛书与图解译出，由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印发全国各军作为练兵资料。对一个把“教练”和“战术”都当作硬功夫的人而言，讲义不是纸面游戏，而是战线另一端的“兵之日用”。

福建风云与立场再选

1932年1月，范汉杰任十九路军参谋处长，随军参加淞沪抗战；随后十九路军入驻福建，他兼任闽省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。1933年11月，李济深、蔡廷锴、陈铭枢等率十九路军发动“福建事变”，意在联合共产党、反对蒋介石，同时对外抗日。当时十九路军扩编改名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，蔡廷锴为总司令，范汉杰任副参谋长，并兼参谋处处长，负责大量军事事务。

蒋介石旋即集中兵力围攻。蔡廷锴派范汉杰赴厦门，与蒋鼎文（为第三路军总指挥）商洽对十九路军和平改编，以期保存部分抗日力量。变局往往在无人的一瞬完成：范汉杰离开后，十九路军即被击溃，余部改编。此后，他开始一意追随蒋介石，被调入胡宗南的第一军，晋升少将军衔。与蔡廷锴等人的路径相比，这是一次关键的转身。福建事变的参与者中，有人流亡，有人隐退；而范汉杰转而在国民政府的军事体系内再爬坡，后续履历也随之完全改写。

横向看同辈军人，三十年代许多人处在“抗日”与“内战”的交错之间——对外的战争需要专业与纪律，对内的政治风浪要求站队甚至妥协。范汉杰既有专业主义的一面，也有政治抉择的一面。两者相互拖拽，让他的履历呈现出明显的断点：福建之后，便是全面抗战与内战序曲。

从副总司令到锦州被俘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范汉杰的职务不断上升。到了解放战争，他已任陆军副总司令。1948年9月，辽沈战役打响，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的身份坐镇要地。辽沈是决定国共去向的大决战之一，锦州之失，成为整个东北板块倾塌的转折。范汉杰最终在锦州被人民解放军俘虏。站在战役尺度上，这是一枚关键棋子的倒下；对他个人而言，亦是从军旅巅峰遽然跌入谷底。

黄埔气质的两种面

黄埔出身的军人常被为两类风格：一种是骁悍敢战，重情重义；另一种是偏向组织、训练与参谋工作。范汉杰恰像把两者缝在一起的那种。他在黄埔既为学员又为教官，毕业后却并未靠资历走捷径，反而“从头再来”，自排长做起，历任连长、旅长。这种逆向“回炉”的选择，与他此前已任粤军第六路司令的资历形成鲜明反差。这样的反差既来自理想主义的驱动，也源于他对专业能力的自信——在战术与训练领域积累越深，越不惧从底层岗位往上再走一次。

在制度层面，这也折射出黄埔军校的一个特点：它重塑的不仅是军官的知识结构，更是军官的政治身份。对三十岁“高龄”的学员来说，校旗之下的共同体意识可能比升迁更有吸引力。范汉杰在同学口中的“老大哥”，多少就是这两种黏合的产物。

幽默与坚忍：功德林的另一面

被关押在功德林的十二年，范汉杰以积极态度配合改造，保留了写日记与学习的习惯。读到数学与哲学，既像一种补课，也像在给自己另辟精神阶梯。那些“报告大便”“写遗嘱”的段子，让他成了功德林里的“名人”。这一面并非轻浮，而是一种老兵式的解压。比起怨懑，他更习惯用调侃渡过不确定的日子。

家国之外的家事

若将视线从战场挪到家庭，会发现他的“一个班一个排”并非虚言。范汉杰有一妻一妾。妻子童绩华为广东大埔人，生子女九人（一说七人）；妾室林剑锋为福州人，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重孙女，生子女三人（一说四人）。子女多有成就：林剑锋所生之子范大胜，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主任工程师、美国陆军车辆研究中心顾问，1985年出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级顾问，还曾赴清华大学、重庆大学、华中工业大学及长春汽车制造厂讲学。女儿范大蓉在南美任工程师；儿子范大潮在台湾基隆港务局工作；一人在台北叫范大英；还有一人在梵蒂冈工作；其余子女也都大学毕业（细节不详）。从地域到行业，这个大家族几乎将近代中国人的迁徙路径与智识流动刻在了家谱上。

一座奇屋与乡土的回声

在家乡大埔，他还建了一座“火船屋”——“杰庐”。外形如火船头，在客家话语体系里，女人常被戏称作“船”，这种造型被视为犯了风水大忌。然而“犯忌”也意味着特别，杰庐因此颇有名气，吸引了不少游客。风水与建筑，民俗与个人审美，在这座屋子里打了个照面。对于一个长期在严整营房与冷峻司令部之间徘徊的人来说，这样的“标新立异”像是对乡土的一次幽默回应。

从广州到锦州，从课堂到指挥所

把分散的节点串起来：1911年夏，他进入广东陆军测量学堂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；毕业后任广东陆军测量局三角课课长。1918年成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军事委员。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，他已是粤军第六路司令，却毅然报考黄埔，进入第一期学员第四队，并登上讲台教地形学。毕业后不靠资历，从排长做起，直至旅长。1928年前往德国见学三年，按连排营实习—五兵科学校见学—战略与军制研究三阶段进阶。九一八和父丧让他返国，吐血病又逼他去庐山休养，翻译的德军战斗教练丛书被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印发全国部队，成为练兵教材。

1932年1月，他任十九路军参谋处长，投入淞沪抗战；继而任闽省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。1933年福建事变中，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，后因与蒋鼎文洽谈和平改编而离开前线，旋即十九路军被消灭，余部改编，他此后追随蒋介石，调入胡宗南第一军，授少将军衔。全面抗战中职位再升，至解放战争任陆军副总司令。辽沈战役时期，他是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，锦州陷落时被俘。

落幕与两岸的最后安排

晚年的范汉杰，已不复当年挺拔，眼神里多了风霜。特赦后，回到公共生活，谨慎而勤恳。1976年1月16日，他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，享年八十。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后来，旅居美国的儿子范大胜返京，将骨灰盒中的一半携去台湾安放，于是他有了“埋骨两岸”的安排。一个人的命运在两岸之间分配安息之所，也像给那个支离的时代留下一则注脚。

意义与回望

把范汉杰与同时代数位将领横向对照，会看到一条别样的轨迹。与蔡廷锴、李济深那样在福建事变后走上不同道路的人相比，他更早做出回归国民政府军政体系的选择；与一般黄埔“少年英才”又不同，他在进校前已位至路司令，在校期间兼教、兼学，毕业后却自排连干起；与一些“学贯中西”的军官类似，他在德国的经历，最终变成一册册实用的训练教材。其间的逻辑并非直线：理想与现实、专业与政治、战功与失败，彼此拉扯，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。

辽沈之败并不能抹去此前的专业积累；功德林十二年的安静也未削弱他后来在文史材料上的价值。若说黄埔给了他“军人共同体”的身份认同，那么德国训练给了他“现代军队”的方法论；福建风云与辽沈败局，则让他认识政治力量与战略大势的真正重量。正如古人言：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”从梓里村到黄埔岛，从柏林课堂到锦州城垣，这位“老大哥”的人生在大时代的浪头上被反复推搡，最终停在一张张经年泛黄的史料里。

可靠信息来源：